【拼单名媛】读书不如嫁得好　历代女子争上流奇招尽出

中国最早一部解字书《尔雅》曾说“美女为媛”，因此出身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又有“名媛”的称号。可是随著近代资本主义的都市发展，“名媛”却被赋予新义，揶揄那些冒充家当，设法跻身上流社会，盼嫁个富二代来改变社经地位的平民女子。最近内地爆出“拼单名媛”的热话，充大头的炫富现象再引起大家讨论，这次便为大家谈谈在中国历史上，这段平民女子跻身上流的血泪史。

在古代，人的角色与称呼比较严格，女性的名称亦按身份而有多种称呼。有点姿色的女子在皇宫可以做后、妃、嫔、媛，或在官僚府上做姬和妾。大约在汉魏时代，后宫才出现“九嫔”制度，“媛”成为后宫阶级的称呼，如“昭媛”、“修媛”等称号。而在世俗社会中，虽然人皆好美，但社会严守儒家的妇女四德─“德容言功”，强调女性的品德重于美貌，美貌的女子会称为“姝”，而那些以美色来营生赚钱的女子，则被人以妓和娼来称呼。

不同于当代，古时娼妓有极高的入行门槛，姿色以外也考才艺，女子要能文能诗，书画歌舞皆精，容貌美绝才有机会投身娼妓行业。妓馆等烟花之地成为官僚文化阶级应酬社交重要场所，由于古代男女之防甚严，自由恋爱并非主流，所以常有娼妓成为士绅文人倾慕对象，士子为之折腰的逸话。在唐代社会观念比较开放，文人经常与娼妓狎游野玩而不以为耻，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等大诗人更经常流连秦楼楚馆，为相好的妓女写艳诗，以博红颜欢心。例如在白居易传世的诗作中，有名有姓的妓女便有十多人，他更是贪新厌旧，大约十年内便换了三批家妓，据说他和好友元稹经常光顾同一名相熟的妓女，还经常把妓女带出馆外游玩，最长历时一个月之多。

做女道士自我营销

唐代是一个华夷文化交融，社会极为开放的时代，女性地位比较高，亦较宋代以后积极进取。当时长得漂亮的平民女子为了要出人头地，会流连道观或助养士人投考科举，为求他日公子取得功名来给自己赎身。唐代不少美女会去道观当女道士，因为当时文人雅士和达官贵人常往道观参拜，道观成为重要上流社交场所。例如著名的女道士鱼玄机，她上交公卿，又与文人来往，有次遇到一个比她年轻貌美的侍女抢过她风头，鱼玄机便把侍女杀掉，后来被人发现，最终被京兆尹温璋以此案处死，临终前留下名言诗句：“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

唐代著名传奇故事《莺莺传》、《李娃传》和《霍小玉传》，更是女子为郎君抛弃的故事典型。这几个故事都讲述了才子佳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三个故事中崔莺莺、李娃和霍小玉均是才貌出众的美人，可是家道衰落而沦为娼妓，同样爱上了上京赴考的落泊士子。她们为了郎君能考取公名而散尽钱财，供情郎食宿，但求他日他们飞黄腾达可以嫁得有情郎。传统历史由男性书写，隐去了女性的视觉和声音，历史学家陈寅恪便曾考证《莺莺传》所揭橥唐代进士贡举与娼妓的密切关系。唐代崇尚门第，不论男女平民均属意嫁娶高门，士人也是舍弃寒门而别婚高门，陈寅恪便指出《莺莺传》中的负心汉张生原型，便是这故事的作者唐代大诗人元稹。

当然这类男女爱恨并不总是以悲剧收场，也有以婚嫁迎娶成功的例子。例如宋朝名妓李师师，甚得宋徽宗喜爱，后来徽宗册封她为李明妃，她居住的巷子也命为小御街，由皇帝专用妓女而成为妃子，李师师是一特例；又如南宋名将韩世忠，在微时被南京名妓梁红玉看中，屈身下嫁，后来韩世忠成为大将，梁红玉伴著夫君征战，几乎每战也必参加。

名媛这个词要到明清时代才频繁出现，当时指那些出身高门、才貌双全的女性。学者Dorothy Ko(高彦颐)在《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指出，伴随著明清才女群体在江南出现，名媛诗词文章成为当时主要由男性构成的文学界中重要组成部份。由此使“名媛”成为其后对一个特定女性群体的代称，这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虽然范围有所不同，但主要的特征数百年来不变，均是强调出身与才貌并重。

西方交际花文化污名化

19世纪末，西方受到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社会更加逐利浮华，追逐金钱成为那个时代的价值，有点姿色的平民女子搭上这便车，衍生了“交际花”(Courtrsan)这群体，以自身姿色烟视媚行，出入大小社交场合结识公子哥儿。时至民国时代，传统社会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的发展让中国社会也流行了西方市场社会的逐利风气，虽然民国不乏出身名门，才貌和家世双绝的名媛，当中如林徽因、陆小曼、唐瑛、郭婉莹和张爱玲等，大家都广为熟悉，但中国传统正面词义的“名媛”在西方“交际花”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歧义，成为了现在或带讽刺的称呼。

民国时代，女性社会地位有所提升，平民女子可以透过更多渠道或工作提升社经地位，甚至晋身名门。例如出身工人家庭的演员阮玲玉，二十多岁晋身一线影星之列，成为三十年代中国影坛最突出的明星，当时她因演员身份出席大小社交场合，被传媒以名媛称之，并先嫁名门之后张达民，离婚后与茶叶大王唐季珊同居。可是，阮玲玉不堪舆论对她私生活的诽谤和指点，传媒含沙射影将阮玲玉类比为跟唐季珊从前有过从的交际花，给她名媛这个称号，对阮玲玉来说是另类的“捧杀”。在巨大舆论压力和前夫张达民的敲诈勒索下，阮玲玉最后留下“人言可畏”遗言自杀，终结一生。

中国作家韩寒曾在小说《一座城市》里写道，名媛就是看见街上任何一个超过五千元的包就能准确知道它价钱的姑娘。中国近四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贫富问题愈来愈严重，“拼单名媛”当中一众女子拼单(大家夹钱租或买货品)行为被刻板印象烙上特定阶级属性，传统“名媛”概念与现代都市的消费尚富文化相结合而重新建构，在未有新的名词可以代替之前，无怪乎社会要以“真名媛”和“假名媛”来辨识当中的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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