蜕变计划｜携手警务处惩教署跨界专业力量 助44被捕青年重塑生涯
“反修例风波”已经过去两年，社会裂痕仍未弥合，对于当中被捕的数千名年轻人，有人主张“赶尽杀绝”，但有更多人提倡放下成见和包袱。香港著名经济学者宋恩荣及妻子宋陈宝莲在2020年中牵头成立“蜕变计划”，已成功帮助67名涉案青年重获新生；而在去年5月，时任警务处副处长萧泽颐更亲自致电他们转介一名服刑中的大三学生寻求协助，从此促成与警务处和惩教署合办活动“并肩同行”的合作。至本周三（1月26日），“蜕变计划”宣布将会正式接收由惩教署转介的更多个案，预计用4至6个月时间逐一了解他们需求，再发动跨机构、跨部门及跨专业的力量，用善意及同理心接纳有案底、有诚意自省的年轻人重投社会。
“一哥”亲自转介服刑青年求助
宋恩荣夫妇牵头的志愿机构“蜕变计划”，积极调动社工、精神科医生、心理辅导员、家庭治疗师、律师及学者等社会力量和资源，旨在为25岁以下被捕青年提供免费的情绪辅导及法律支援，好让他们早日重获新生，从而促进社会和解。截至去年3月底，“蜕变计划”已就19宗案件向法院等提交24份社会心理专家报告，其中10宗案件已结案，1宗成功争取签保守行为，其余9宗虽然被判罪成，但法官曾经参考报告量刑：1宗判感化令，1宗判更生中心，1宗判劳教中心，6宗判短期监禁，刑期由7周至20周不等。
两个月后，时任警务处副处长萧泽颐的一通电话，令“蜕变计划”有了突破发展。萧泽颐在电话中提到，有一名21岁的大三学生，因“反修例”被捕将于8月获释，服刑结束后欲重返校园继续学业，但由于长期缺课并有案底，担心学校拒绝复学，而鉴于“蜕变计划”具备处理类似个案经验，萧泽颐亲自询问宋陈宝莲能否帮助这名青年。
热心的宋氏夫妇当然乐意至极，随后安排萧泽颐与大学高层见面。该名青年在服刑期间，亦亲自撰写一封诚意满满、极具说服力的复课请求予校方，并在惩教署人员陪同下前往大学，向学生纪律委员会陈述复学申请。青年最后获准于9月复学，计划在未来完成第三、第四学年的课程。萧泽颐则于6月25日升任俗称“一哥”的警务处处长。
“蜕变计划”联手“并肩同行”已助44人
谈及“蜕变计划”与警务处和惩教署的首次合作，宋陈宝莲满脸欣慰。因为有了互信的基础和顺畅的开端，“蜕变计划”得以跳出只由社会人士组成的框架，与惩教署和警务处合办活动“并肩同行”互相协作，成功启动“生涯重塑”项目，以持续跟进服刑青年，并因应生涯规划、技能培训、学业支援、寻找就业或实习机会、家庭辅导等不同需求施以援手。
由双方开始协作至今，“蜕变计划”的“生涯重塑”项目合共帮助44名涉案青年，年龄由18岁或以下至37岁不等，当中7人由“并肩同行”转介。至刚刚过去的周三（1月26日），“蜕变计划”与“并肩同行”联合举办小型传媒茶聚，并宣布由这个月开始，“蜕变计划”将会正式接收由惩教署转介的更多个案，用4至6个月时间“一对一”了解他们需求，并着手联络相关人士帮助他们就学就业，以便他们能刑满后尽快投入社会。
截至2021年12月31日，警方已就2019年反修例示威活动拘捕10,276人，当中1,754人未成年，4,010人为学生；而已检控的2775人当中，有1,125名学生，498名未成年。另外，有2,791名被捕青年已经或正在经历司法处理，当中有1,124人被定罪（下表）。
帮助悔过青年重获新生是应有之义
尽管社会上总有些少极端声音要求严惩所有被捕人士，正如早前实政圆桌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建议应该协助有悔意青年重投校园时，曾引起“深蓝”阵营非议。然而，事实上，社会主流仍然希望各个持分者能够对给予真心悔过的被捕青年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例如作为倡议型媒体的《香港01》，早于2020年7月提倡政府不应妄想仅靠刑事后果令年轻人守法，而是应以“法理情”兼备原则修补社会裂痕，包括向被捕青年提供法律、心理和社会关系等层面的支援；又如现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于2020年8月以警务处处长身份接受《香港01》专访时，也特别提到假如一些被捕青年真心认错和悔改，就应该以“警司警诫”方式处理，以免他们留下案底。
宋恩荣此前与《香港01》对话时解释夫妇俩缘何对被捕青年的更生事务心心念念。他指出，香港老龄化程度高，年轻人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更少，而当下社会正全面转向知识型经济，必须珍视年轻人作为社会宝贵资产，才能帮助社会长足发展，“一旦青年因案底被社会排挤，找不到好工作，则很容易重犯，令资产变作负担。”
“蜕变计划”生涯重塑篇总监、社会企业家麦晓晖主要负责联络商界人士及其他社会持份者，为被捕青年搭建重新投入社会的关系互联网。他从中发现，一部份人很认同“蜕变计划”的理念和原则，不介意被捕青年的过去，一心希望帮助青年更生、促进社会复和；而另一部份人则担心“标签效应”导致公众抱有成见，从而给企业带来压力，不愿聘用有案底的青年。他感叹，计划“不会一步登天”，因为帮助青年更生、联络企业、促进社会减低成见和顾虑，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他们绝对不会放弃有潜能的青年。
“蜕变计划”提供情绪辅导和法律支援
其实，无论是由宋恩荣夫妇牵头的民间组织“蜕变计划”，还是惩教署和警务处合办的“并肩同行”，即使在去年5月之前未有正式交集，但双方早就在各自领域各出一分力。
例如《香港01》去年报道过的工薪家庭青年KC，在“蜕变计划”之下，获得法官将刑期减少至三个半月，又争取到前往澳大利亚一所大学就读电脑专业的学额和奖学金；但不为人知的巧合是，原来KC在囚期间，“并肩同行”已不断辅导KC放下过去、重塑梦想。
KC只是完成“蜕变”的年轻人之一。“蜕变计划”至少已无偿服务67名涉案青年及114名家人。根据流程，计划通常为受助青年提供一至两年的跟进服务，并在他们经历检控、审讯及服刑这三个阶段当中，提供情绪辅导和法律支援，包括由专业团队撰写社会心理报告——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量争取相对宽松的刑罚；或为部份情节轻微、背景良好的被捕青年争取不留案底的安排，例如接受“警司警诫”或“撤控守行为”。
“并肩同行”重建守法观念和正确认知
至于“并肩同行”，则力图帮助30岁以下被捕青年改过自新、重建守法观念、改变片面认知。惩教署高阶监督（更生事务）陈永桢介绍，惩教署对犯罪人士主要进行“惩罚”与“教导”，而“并肩同行”则着重后者，尤其为“反修例”被捕青年提供全套辅导，并且根据他们的家庭背景进行评估，撰写报告交给法庭，提供判刑考虑。
反修例涉案青年普遍至少拥有中学学历，当中不少人毕业于大专院校或以上，且背景良好、无犯罪前科，与普通失足青年不可相提并论。惩教署因而针对他们展开特别的更生工作，包括致力提升国家观念、加强守法意识、培育灵性休养、修复家庭关系。
例如，惩教署会举办“一切从历史出发”教育活动，通过历史教育增进被捕青年对祖国的了解，安排他们用VR观赏内地景点，同时开展《国安法》、《国歌法》教育等；举办青少年研习所，为他们进行心理修复与重建；采用艺术治疗的方法，通过摄影工作坊帮助他们减少负面情绪，学会更加擅长表达自己。此外，惩教署发现不少被捕青年与家人沟通互动甚少，导致隔阂疏离，便安排亲子活动助重建家庭关系。
发动跨机构、跨部门、跨专业力量
香港警察谈判组主管廖珈奇则表示，既然有关年轻人已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就应帮助他们放下包袱，面对未来。但他亦坦言，警方接触青年时，常常感受到对方的戒心，可见工作殊不容易。据他介绍，警方已动员惩教署、坊间组织、警员等力量为服刑的青年举办活动，例如制作汤圆、画亲子画像等活动，为他们制造与家人互动、交流的机会，并从个案会见、动静态活动、协助融入社会这三个方面，帮助青年达到多角度思考，奉公守法。此外，警方亦会与专家进行社会认知研究，探讨他们的行为成因。
除了心理辅导、法律支援、法理教育和灵性休养之外，还少不了商界力量的工作转介和创业分享。香港青年专业联会创办人黄伟信负责为服刑完毕的青年推荐实习或就业机会，帮助有创业意欲的青年搭建资源、传授创业经验等。
2019年“十大杰出青年”之一陈君洋则表示，有部份年纪轻、社会阅历较浅的青年通过实习，加深对整个社会运作的了解，并找到自我价值，更加有信心面对未来。
教育大门终须开启不能锁死后路
“学生”是反修例被捕和被控人士的一大群体。天主教慈幼会伍少梅中学李建文校长指出，他曾接收其他刑满释放学生重返校园，当中有人表现良好、态度积极，且非常感恩得到改过机会，故冀社会各界正面引导年轻人，“让年轻人知道我们没有放弃他们。”
李建文提到，“蜕变计划”提供支援之前会检视几大因素：首先看他是否有其他社会资源配合、守行为表现；其次视乎青年自身是否有意欲接纳援手、改过自新；另外，家长的支持也非常重要。虽然目前没有官方统计，据他所估计，平均每间中学因反修例而失学的学生不少于10个。
他认为，教育大门始终要向学生开启，让他们有选择空间，而不是牢牢锁死后路，而教育局绝对不能坐视不理，应该做些实事，例如帮助15岁以下学生重返校园继续学业，
宋陈宝莲表示，特首林郑月娥最新一份《施政报告》中，仅用短短篇幅提到将会反思青年工作的定位和重点，未免着墨太少，且未提及反修例涉案青年何去何从。她提醒，社会氛围难以一朝一夕缓和，要为被捕青年重燃希望更不容易，当局必须下些苦功。
通过两年左右的不懈努力，“蜕变计划”与“并肩同行”已在社会和解之路上探索一大步。可惜，除了警务处和惩教署之外，特区政府内部仍然缺乏积极讨论，甚至未见认真思考应该如何充分调动公共资源和私营力量，推动社会迈向复和。
尽管反修例风波已过去两年，但社会创伤尚未善后，岂能就此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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