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治思维】迷信自由放任　大市场小政府下的失治香港

说起民生，在反《逃犯条例》修例抗争爆发之前，上任行政长官两年的林郑月娥与其管治团队也许受到相对平静的社会表象蒙蔽，如今却应该意识到社会积蓄的民怨有多深。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叶健民直言，过去两年看不见政府推出任何可让市民觉得生活变得更好的重大民生政策：“我看不见政府推出利民措施，我们的社会保障有否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其实没有。（林郑月娥上场以来）社会极其量是少了政治争拗，这是最大的改变。”

叶健民曾于2016年旺角骚乱后，在〈厘清香港60年代暴动历史，汲取真正教训〉一文提出政府在回应动乱时，可如何从1966年天星小轮加价骚乱和六七暴动中汲取教训，当中指出港英政府借助两次冲突的社会效应，全力推动改革，缓解社会张力；“放在今天，大家当然明白不能单靠大洒金钱、开仓派米，甚至经济增长去达至社会和谐，政治纷争也不会因此而终止，但更公平的社会资源分配、更周全的退休保障、更合理的劳工权益，却始终有助于纾解民困，为社会紧张的局面降温。北京和特区政府倘若能如港英般在骚乱后借力打力顺水推舟，去推动原本举步维艰的社会改革，把坏事变成好事，未尝不是处理眼前乱局上策。”事过数年，这番话似乎同样适用。

问题在于怎么改。叶健民直言，政府长期为人诟病的公共财政思维是引致管治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香港长年信奉市场主导，认为不应透过公共开支去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很贯彻的长期思维。”他形容，回归以来四任特首的管治思维或许各有差别，但整体的理财哲学都趋向保守。

迷信自由放任 何来有为政府

今年初，殖民地年代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顾汝德（Leo F. Goodstadt）发表新作《失治之城—挣扎求存的香港》（A City Mismanaged: Hong Kong's Struggle for Survival）。他从回归后四任特首的施政弊端，归纳出数个港府管治问题，当中包括：以《基本法》107条的量入为出为理财桎梏、不断寻求减少公共服务开支的借口、盲目迷信市场、没有将社会权利视为香港人的合法权利等。

顾汝德写道：“在过去二十年，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长年秉持一个观点—拒绝更乐观地看待香港前景，认为日后的财政危机不断威胁香港，因为社会累积不满、可能需要更多的公共开支。”

他又批评，本港的财金政策导致公共服务的质量及数量每况愈下，影响根本及有效的社会运作。的而且确，从董建华到林郑月娥年代，不论是早年的“积极不干预”、后来的“适度有为”，还是今天“积极有为”，“小政府、大市场”的思维一以贯之，政府是社会政策与发展规划的配角而非主角。

香港长年奉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原则，政府视此为本地从转口港先后转型为亚太地区的工业重镇及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基石，视其为不可动摇的信条。但回归逾二十年来，当香港深层次矛盾不消反长—经济虽然保持增长，但贫富不均日益加剧；年轻人期望上流，却看不见自己的未来；壮年人期望安居乐业，但家庭收入远远追不上楼价升幅，以置业为主导的房屋政策造就了一个又一个“楼奴”；老年人期望安度晚年，但香港三个长者一个贫，虽届退休之龄，仍需为口奔波。

当社会问题蔓延到社会每一阶层，在在说明所谓的自由市场正在不同环节失灵，无法合理分配社会资源，政府为何仍旧迷信市场，对各阶层窘局置若罔闻，不制订有效的对策？

据今年的《财政预算案》预测，2019/20年度香港政府财政储备达11,784亿元，叶健民直言，以香港的公共财政实力，推行社会改革并非没有本钱，“但政府摆脱不了福利开支是expenditure（支出）而非investment（投资）的想法”。他分析，政府用如此思维看待公共理财，不外乎信奉“滴漏效应”，“政府经常觉得水涨船高，或者如漏斗理论，如何照顾最低下层的人？只要不断倒水（经济增长），愈多水渗下去，便会去到底，我们不需要刻意救他们，最重要的是不停倒水，这样所有人都受惠，包括最基层。”

现实却是全港目前有逾20万人居于㓥房、坚尼系数达0.539、公屋轮候时间达5.5年，楼价指数盘踞于历史高位……感受是主观的，但数字是客观的，这些数字指标道出了港人的郁闷。

继续阅读：【管治思维】回看麦理浩时代　何谓真改革？

上文节录自第168期《香港01》周报（2019年6月24日）《大市场小政府下的失治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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