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电击治疗网瘾，回看傅柯的风采与疯狂
倘若傅柯活到今天，90岁的他一定不会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度，有人在用电击这种近乎中世纪的方式为青少年“治疗”网瘾和同性恋。
类似的描述早就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出现在35岁的光头哲学家傅柯的《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一书中。在这本书里，他梳理了人们在漫长的历史中，如何将“疯癫”由一种正常界定为“不正常”，并将这些“病人”命名并隔离起来加以疯狂的“治疗”。
杨永信的网瘾学校（编者注：这位精神科医生使用电击法治疗青少年网瘾，在世界各地都引起巨大争议。美国的《科学》杂志就用最臭名昭著（The most infamous）来形容他）以魔幻般的存在作为一个淋漓尽致的论据，遥遥呼应著60年前傅柯对“正常”与“疯癫”的判断。
有一种理论是锋利而又带著危险气味的利箭。它能够穿过时间的迷宫，正中每个时代症候的靶心。
以手术刀般的锋利，剖析社会的“症状”
法国哲学家傅柯就是这样的存在。他堪称现代世界最“重口味”的哲学家，他也是现代世界以来最为重要的理论批判者。同时他还是现代世界最著名和最早期确诊并因此死去的爱滋病患者。但这个危险和极致的男人，留下了对现代社会几乎所有领域的最深刻洞见。
90年前的今天，傅柯出生于法国巴黎西南方向300公里外的一个古老的小城波瓦提耶。皆为医生的父母，希望傅柯成年后能够成为一名医生。医生，代表理性，治愈，健康，正常。
但傅柯逃脱了家庭的控制，就像他一生都在用理论和实践逃脱一切权力运作和社会控制的牢笼。哲学是他的逃脱工具。
他以惊人的精力和前无古人的角度写作了《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词与物》（Words and Things）、《临床医学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疯癫与文明》等著作。如何来为这些著作寻找一个评价的座标呢？
他没有成为父母那样的临床医生，但他以手术刀一般的锋利角度，另辟蹊径地进入到一些从来未有进入过主流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研究范围的领域：疯人院，精神病院，医院，监狱，学校，同性恋，刑罚史，性的历史……正如一个专门选择去研究陌生疾病的医生。
《规训与惩罚》一书被他视作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本书。他将一切既有的权力和知识视作并非天然的存在。一切被主流社会命名为不正常的“疯子”、“心理疾病”、“同性恋”，都是后天权力运作、规训、塑造和控制的产物。他拿著知识考古学一般的手术刀条分缕析这些概念的流变，批判分析“容纳”这些异类的“疯人院”、“医院”、“监狱”。
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傅柯的哲学都是“重口味”的。但他庞大的思想体系里，有一个核心始终存在：那就是用知识考古学、话语实践分析、权力—知识理论逃离“现代性”牢笼带来的规训和控制，以达到最大限度的个体自由。
他在思想史的洞见，深刻影响了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医学人类学、身体理论、女性主义与酷儿理论、空间理论等等。这几乎覆盖了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人文社科流派。
也是因此，傅柯被称作永不“过气”的哲学家。在“豆瓣”读书网站上有各种各样的读书小组。国内傅柯研究专家汪民安发现，在所有的西方思想家中，除了尼采之外，傅柯小组的成员最多，接近一万人。远远超过了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和沙特等人。
在加州，沉湎于自由的爱欲实践
国内性学界女王李银河将傅柯视作自己的“男神”。她认为傅柯虽然没有直接讲过酷儿理论，但他的社会建构论对LGBT人群的理论支援是建构性和基础性的。
这当然与傅柯本人男同身份也有一定关系。口无遮拦的哲学家曾说，“这辈子对于知识的全部追求就是为了吸引漂亮男子”。20世纪50年代，傅柯曾在波兰代理过法国文化参赞的工作。有一次他在旅馆里勾搭上一位波兰男青年，后来被证实这是冷战时期波兰情报机构设计的美男计。法国大使得知后，命令傅柯24小时之内离开波兰。
此后的岁月，傅柯沉醉于虐恋带来的自由和解放中。1975年的春天，学术明星傅柯来到加州柏克莱大学法语系做短暂的教学讲演。这次加州之行在傅柯的生活与思想发展史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加州是同性恋者的朝圣地和天堂。在那里，傅柯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强烈吸引他的世界。各种稀奇古怪的施虐、受虐方式在这些场合公开展示。到加州后，傅柯很快沉湎于那些形形色色的“性爱的现代实验场”。之后的作品中，他大量论及了虐恋，“表述了它对人际关系的种种影响和哲学意义”。
以自己所构思的死亡概念的方式死去
之后的数年间，他多次重返湾区。但死神的阴影已经在靠近。
1983年秋，他打算去西海岸作另一次旅行。但医生发现他的肺部受了点感染。他安慰朋友说，“到了加利福尼亚我就会好点的。”同年，他告诉朋友 “那种在我看来是真实的快感，是极为痛切、极为强烈、极为势不可当的，它能要了我的命。痛快淋漓的快感……在我看来，是同死亡相关联的。”
这样的一语成谶在傅柯的生命里比比皆是。
患病时，傅柯《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的第二、三卷刚刚出版。他二十余年的同性伴侣德费尔（Defert）曾回忆道，“就在他去世的前几天，我告诉他说，‘如果真是爱滋病，你最后的两本书就真成了《恶之花》’，因为你知道，波德莱尔这本书写的就是他自己的性生活和梅毒。”
傅柯听后竟笑了，他说：干吗不呢？
傅柯与他的终生伴侣德费尔。德费尔是傅柯遗稿的整理者，傅柯全集的编者之一。（网络图片）
他将尼采视作精神教父，尼采最终死于梅毒。而他最终死于最能代表这个后现代社会的疾病：爱滋病。正与后现代无中心和失控的特质类似，这个时代病症控制1980年代以后的人类，并带来最浓重的死亡阴影。
这一次，傅柯又走到了最前面。仅仅1981年，第一例爱滋病方在洛杉矶被发现。1982年，这种疾病才被命名为“爱滋病”。两年后，傅柯就染上了这个“时髦”的绝症。他“危险的理论”与“危险的爱欲实践”构成了他全部危险的生活。“在事实死亡和概念死亡的暧昧关系中，傅柯一手缔造了属于他自己的生存美学。”
生前，他用X光扫过现代学科的所有领域，他为性禁忌的传统松绑。最终他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世界上第一批死于爱滋病的病人。
傅柯的学生兼挚友，著名的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曾说，“极少有人能像傅柯一般，以自己所构思的死亡概念死去”。
正如传记《傅柯的生死爱欲》所描述的，“这个表面上过著苦行僧式生活、数十年埋头于图书馆和档案馆、以一种考古学家的态度研究人类社会反常现象的知识明星”死于了一种最新最凶猛的疾病。
英文著名文学理论家伊格顿曾不失幽默地总结：“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命运使得罗兰．巴特丧生于巴黎的洗衣货车之下，让米歇尔．傅柯感染了爱滋……并把路易．阿图塞因谋杀妻子打发进了精神病院。”
对时代精神的持久影响
在他死后，他所激起的喧嚣依旧热闹。
他死在硝石库医院，这正是他在《疯癫与文明》中研究过的那所医院。这所医院在十七十八世纪曾是一个关押乞丐、妓女、罪犯和狂人的监狱，大革命后又被变成了一所疯人院。
他的死因因为忌讳，而被暂时保密。但他的伴侣德费尔认为这样的行径正是傅柯生前反对和批判的。于是德费尔公开了傅柯死于爱滋的资讯，并成立了欧洲第一个爱滋病预防组织。
回声源源不断。肉身的傅柯死了。但他的理论还活著。1988年，美国社会理论家苏珊．桑塔格出版《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一书。
在书里，她运用傅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分析的方法，溯源了麻疯、肺结核、梅毒、爱滋病这几种代表性时代病症被赋予道德隐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她特别提出，要剥离附著于爱滋病之上的道德审判。
这再一次呼应著人们对于傅柯的评价：“在对我们的时代进行诊断的哲学家里，傅柯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持久的（哈伯玛斯）。”
（本文转载自作者微信公众号，作者为安小庆；原文链接。题为编辑所拟，原题为《他是最重口味的哲学家：研究疯人院、监狱、性史，最终死于爱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