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强世功・五｜爱不爱党背后　台港澳面临文化政治秩序重大调整

上世纪八十年代，面对香港回归这一急迫的问题，邓小平将原本用于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作用于香港，并承诺“五十年不变”，也因为这一承诺，“五十年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始终萦绕在香港社会，香港的命运探讨也始终围绕2047展开。在香港实践“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中期时刻，也就是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习近平访港时明确表示，“一国两制”这样的好制度“没有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自此“五十年之后怎么办”也随之转变为“香港怎么办”。虽然2047大限的梦魇不再，但面对中国之变、世界之变，香港对自身角色和命运的透析，对香港与内地关系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准确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和迫切。

香港回归26周年前夕，《香港01》记者在北京专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强世功同时担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港澳研究院副院长。2004年至2008年，强世功曾担任香港中联办调研人员，结束中联办工作之后，出版《中国香港 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一书，2022年出版该书增订版《中国香港 文明视野中的新边疆》。此外，强世功还着有《法制与治理》（2003）、《文明终结与世界帝国》（2021）等。本次访谈围绕很多关系根本的重要命题展开，也是对新阶段“香港怎么办”的一次问道。此为访谈第五篇。

香港01：您在书中提到，“中央治港出现问题，首先应当反求诸己，而不是去抱怨香港反对派，更不应责怪境外势力。”“如果说存在什么‘香港问题’，那不是‘香港的问题’，而不过是‘发生在香港的问题’；与其说那是香港的‘问题’，不如说那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病症或许在香港，但病根却在国家，在全球文明之间的互动”。

能否展开来谈谈，过去26年，中央治港具体出了什么问题？在您看来，中央是否意识到了香港问题的病根在国家？基于此，该如何理解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将港澳办划归党中央直接领导，背后的问题意识是什么？

强世功：我在书中提出“新边疆”这个概念，甚至提出“以边疆为方法”或“以香港为方法”的理念，就是希望伴随着中国崛起，中国人要有的“兼济天下”的广阔胸怀。不能仅仅着眼于中国来看香港，而要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到香港在中国崛起乃至迈向世界的重要意义。

香港之所成为“问题”（problem），说到底是由于中国古典天下秩序的崩溃，而今天中国面向世界就应当有重建天下秩序的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就是表达一种新天下主义的理念，而一带一路建设中提出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乃至推动国际调解，都是这种新天下主义的具体展现。如果仅仅从“国家”的视角看香港，香港问题的确很多，然而从“天下”的角度看香港，香港在国家战略中始终扮演重要角色。

我在书中提到思考香港要从“问题”转向“方法”，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借助香港的“一国两制”学会如何驾驭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同时香港也倒逼着中国经济往上走，并帮助中国政府用法治思维而非传统道德文化思维提升治理能力。如今伴随中国崛起和中美全球竞争这百年大变局的到来，如何在全球治理中学会驾驭全球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政治，在全球自由舆论环境下掌握国际话语权，无疑成为中国崛起必须完成的必修课。

在这个过程中，面对自由民主的西方话语冲击，如何掌握文化主导权，如何建构一套自主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这些都要依托于“把香港作为方法”才能深入展开。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我在书的结尾提出香港在未来中国战略格局中的定位，就是在帮助中国走向全球的过程中，不仅继续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且要成为国际法律服务中心乃至国际文化传播中心。

至于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将港澳办划归党中央直接领导的问题，其实是重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台湾、港澳、西藏、新疆等问题，我们需要思考：中央对边疆应建构怎样的治理体系？中央治理边疆中的条块关系应如何完善？就香港问题而言，应该由哪个机构对香港治理负责？过去由几十个平级的部委机构涉及到港澳治理，后来成立了中央港澳协调小组，而目前的机构改革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中央港澳协调小组的职能，有利于中央治港政令统一、步调一致。

香港01：修例风波之后，在香港能感受到两个明显变化，一个是前面谈到的中国共产党开始理直气壮存在，一个是国家安全和爱国主义教育空前强化。共产党在香港的“脱敏”问题前面已经谈过，国家安全之外，关于爱国主义教育，您在书中也有谈及爱国标准问题，“在‘爱国’问题上，他们（港人）经常会说，他们爱的是祖国的山河和历史文化，爱的是‘文化中国’，而不是‘政治中国’，‘爱国’并不包括对国家主权在内的政治实体的认同和忠诚。”

对今天的香港来说，爱国爱港之外，该如何应对爱不爱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日前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据全国人大法工委发言人25日在记者会上的说法，该草案坚持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这对港澳台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

强世功：我在书中从文化政治的角度，梳理了“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分离的历史源流，这其实是台港澳地区所共同面临的文化政治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根本结症乃是西方文明冲击引发的中西古今之争，并在冷战格局中形成左翼和右翼两种不同的现代性方案，以至于左翼支持的新中国代表了“政治中国”，而右翼支持台港澳代表了“文化中国”。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和中国崛起，中国共产党必然要超越五四传统，积极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代表，而且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是“文化中国”的现代传人。

因此，什么是“文化中国”，并不是过去台港澳所说的古典儒家传统或右翼新儒家传统，而是目前中央正在推动打通中西古今的现代的“新文化中国”。由此，我们就会看到“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汇合融通的历史大趋势，共同推动中国崛起并开创现代中国的新文明，即在中国式现代化程序形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文化中国”载体就不可能是台港澳地区，既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九龙城寨”，也不是当年的新亚书院，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产生的新文化、新文明。

在这种背景下，台港澳所说的“爱国”、“爱中国文化”就必须面对一个与“政治中国”融为一体的现代的“新文化中国”，这无疑也是港澳台积极参与其中并共同创造的“现代文化中国”。我相信，这对于台港澳乃至整个海外华人，都会面临心灵秩序、文化政治秩序的重大调整。我们与其纠缠在五四以来的历史纠葛中，不如面向未来，“团结一致向前看”，共同创造新的中国文化，而“创新”才是真正的现代精神。我相信，这是两岸四地乃至海外华人共同面临的文化重建使命，其意义远远超越历史上的五四运动。

香港01：对于您在《中国香港》一书中的论述，香港作家陈冠中在《中国天朝主义与香港》一书中将其归纳为“中国天朝主义”，其意义为“中国并非西方所言的民族国家，而是以清朝作为政治参考的‘传统中国政治遗产’继承者。”陈冠中进而指出，这种“天朝主义”虽然强调“多元一体”，但更强调中央的主权及国家认同，边疆的设立只为配合中央的需要，其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受中央主导及同化。因此，这种天朝史观具体呈现的，实为中国同化香港的爱国定义的过程，即由邓小平时代“爱中国的历史文化”转变至现今“爱政治实体”——党是政治实体，国家是党达到天下大同、推行天朝主义的“器”，传统文化的政治概念便用以捍卫政权的合法性。结合现实政治演变发展，您对于陈冠中的这一归纳怎么看？

强世功：感谢很多香港朋友们对我的著作的关注，究竟赞成或是批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在思考共同的问题，即通过香港思考古典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中的历史命运和未来走向，也就是刚才所说的中西古今问题。这些不同的思考恰恰形成有益的对话，有利于激发彼此的思考，以不同的支流最终汇入中国现代文明的大江大河乃至大海。

“天朝主义”的说法包含着对传统中国天下秩序的揶揄，无疑隐含着香港的城邦想象。解构中心、权威乃至记叙述历史伟业的宏大叙事，这种后现代思潮很容易满足成为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中的臣民，在“小确幸”中寻求自我安慰。这不过是台湾、香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主流意识形态。我相信，随着世界秩序的变迁，年轻一代香港人乃至台湾人会有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