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报业集团“转场”背后：韩正的忧虑与香港的机遇

过去十年，在互联网的大潮下，变革成了传统新闻业的新常态，中国决策层也在很早之前便开始强调媒体融合发展。作为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战略的首个“地方实践”，上海报业集团依托过去十年的转型与创新被视为融媒改革的排头兵。面对世界范围内已经到来的传播革命，有必要回溯上海报业集团的改革历程，进而回答一个核心问题：上海报业集团凭什么受到特别关注？

首先，上海报业集团改革是问题意识推动的结果。

上海报业集团是由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整合重组而成，于2013年10月28日正式成立。公开资料显示，上海报业改革问题由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提出并推动。在上海报业集团成立前，韩正曾主持召开一次专题会和两次碰头会，最终于10月12日审议并通过了上海报业集团的调整、改革方案。

需要注意的是，上海报业集团成立前，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也就是广为外界所知的“8·19”讲话，习近平在该讲话中强调“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习近平讲话不足15天后，上海在市委、市政府推动下启动报业改革。按照首任上海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裘新的说法，“从正式决议到挂牌，只有一个多月时间。”

虽然从时间线来看，习近平“8·19”讲话在前，韩正启动上海报业改革在后，但后者的问题意识早就在酝酿。据时任中山大学新闻学院张志安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俞振伟撰文透露，韩正2013年春在对上海媒体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对传统媒体影响力的萎缩深感忧虑，并对发展新媒体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即争取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实现传统媒体的“转场”。韩正还表示，因为年轻人青睐新媒体，如果不重视年轻人的需求，不进军新媒体，就争取不到新闻宣传事业的未来。

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上海报业集团成立后，一方面坚决淘汰一切形式的落后产能，比如减少报纸尤其是综合性日报的数量，分流从业人员、削减经营成本，另一方面推动集团内非党报党刊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都市类报纸转企改制。与此同时，在成立之初上海报业集团即推出两大动作：一是与互联网企业百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联合运营百度新闻“上海频道”，这无疑为更大范围的对外合作开了先例；二是重新恢复《解放日报》、《文汇报》和《新民晚报》三张大报的独立法人地位，这也为后续集团内其他子报子刊的转企改制做了保障。

对于淘汰落后产能，现任上海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李芸在10月12日召开的创新发展大会上有更直接的表达，李芸说，“改革，就是要坚决淘汰一切形式的落后产能，把有限的资源精力聚焦到最重要的核心业务上来，突出服务主责主业，不再做那些可有可无的事情，杜绝同质化、内卷式竞争；所有的技术创新、形式创新，也都要为主责主业服务，要着眼提升媒体核心竞争力。”

通过不断的破与立，上海报业集团从成立之初以报刊业务为主的媒体集团，发展为拥有客户端、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手机报等多种新媒体形态，332个埠覆盖使用者9.55亿的新型主流媒体集团，其中尤其以新媒体引人关注。比如2014年1月1日《解放日报》旗下新媒体项目“上海观察”（后改名为上观新闻），同年1月16日投资的财经新媒体项目也即后来的介面新闻，同年7月由《东方早报》打造的新媒体项目澎湃新闻等。资料显示，2014年至2017年，新媒体业务收入占集团媒体业务总收入比重实现连年翻番，2018年预算目标占集团媒体业务总收入比重将达到53.3%首次实现过半，到了2023年新媒体收入占集团媒体主业收入比重高达71.3%。

其次，上海报业集团改革基于结构性、系统性思维和判断。

伴随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涌现，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一场从0到1的传播革命已经到来。技术的变革，无疑让这一革命更迅速、更容易被感知到。对新闻传播来说，一方面不可避免受到新技术的强烈冲击，传统的新闻生产与传播模式都随之要进行调整，否则就可能被淘汰出局，另一方面，新闻传播也可以利用新技术实现涅槃重生，赢得传播革命的主动权、话语权。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媒体面对的内外部环境有深刻洞悉，需要对当下正在进行的传播革命进行结构性、系统性思考和判断。（更多内容可参考《一场从0到1的传播革命已经到来》）

这一点，裘新在上海报业集团挂牌当天接受新闻媒体联合采访时已有说明，裘新说，此次组建报业集团，是跳出办报周期律来运作，报业集团要做的事情，是对资源进行梳理和分配，同时通过顶层设计、演绎推理来研究报业生态结构的最佳化问题，“（不能）纠缠于某一张报纸有没有理由存在？是不是好？这是个别现象，没法做判断，必须做结构性、系统性判断：整个报业市场能够容纳哪几种报纸？然后再看市场对每个种类报纸的容量是几份？在前两者基础上，再看我们现在有多少东西。在这三个问题清楚后，答案就是逻辑的必然结果。”

不谋全域性者，不足谋一域。“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同时也是上海报业集团过去十多年实践的方向。但需要承认的是，在政治力量、技术力量、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等各种作用力下，中国当前的媒体融合改革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和难题。二十大报告写道，“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言外之意是，今天中国的国际传播不管是“人”的能力还是以结果为目标的“效能”，都与中国的综合能力和国际地位严重不匹配。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院长张涛甫在总结上海报业集团十年的一篇文章中，将当前媒体融合改革的状态归结为三种：空转、自转、公转。空转式改革，往往是流于形式、表面，不会伤筋动骨，简单抄别人作业，没有什么实质性效果的改革。自转式改革，只在媒体自身范围内做“室内运动”，小打小闹，做区域性改良和内部改造，不能从国家大局和行业大势上进行系统转型。或者即便有意于对接中央精神和传媒业大势，也有心无力，接不住时代的“高抛球”。

而公转式改革，则能从中国新闻传播大趋势和国家发展大局出发，承应时代呼唤、回答时代之问，将其使命担当和能力半径撑到与时代匹配的高度和广度，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与时代有力互动，公转式改革还能将自身改革与传播格局大势密接，不是在内河里兜圈子，而直接走向远海、深海，沿着国家和世界传播大航线远航。“上报集团的媒体融合改革属于公转式改革，（因为）自始至终都是在时代、国家和行业的大棋局中布局、落子，从谋全域性的战略高度谋一域。”张涛甫写道。

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危机意识，顺应互联网取代传统媒介成为舆论主战场的大势，对内外部环境进行结构性、系统性的思维和判断，并将此判断与推动社会转型相巢状，这既是上海报业集团变革的底层逻辑，也是《香港01》自创办之初就秉持的理念和采取的策略。基于此，在清晰战略目标下《香港01》发展为香港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媒体，亦在过去八年中不断推动整个社会的价值更新和改革转型。我们深知，理清香港的国际性与“一国两制”的优势所在，是香港重拾发展动能的根本；充分发挥在“双循环”、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中的角色本位，是香港的历史责任；以香港现象说好中国故事，以香港为基地拓展中国在国际舆论场的话语权，也成为香港媒体今后一长段时间的机遇和使命。

香港理应意识到这场已经到来的传播革命对自身、对中国、对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香港01》创办人于品海在《香港应该成为中国的国际传播中心》一文中写道，“中国的国家体制不利于它在国际舆论生态中驰骋，香港的媒体环境截然不同，很适合参与全球话语权竞赛，这不是因为英语也是香港官方语言，而是因为香港拥有更开放的言论空间，与西方的话语体系更容易对接。”“香港何不在讲好自身故事的同时，为讲好中国故事搭擂台，将香港发展为中国的国际传播中心？它既能为香港建设高阶现代产业，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中国最国际化大都会的角色，服务国家双循环战略，为香港年轻人提供与内地融合、与国际衔接的就业机遇，更是与创新数字科技结合的商业应用。”

我们认为香港有希望成为中国的国际传播中心，既有中西舆论斗争“政治化”的一面，也有香港作为一个商业城市在联通中西文化上“去政治化”的一面。前者需要跳出“民主与专制对决”这样的议程设定，另起炉灶建构对于治理的论述，后者则是治理论述能否最终立起来的那只“看不见的手”。能否把握好香港在国际传播中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能否深刻认识“去政治化的政治才是最大的政治”的内涵和外延，不仅决定着香港能否扛起中国的国际传播中心这一重任，也关系着香港能否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头找准自己的定位和角色。

过去十余年香港的泛政治化，将整个城市推入盲目的政治亢奋中，最终只能“打碎牙齿和血吞”。而今虽然在反修例风波这样的“高烧”之后转入冷静期，也开始着力于经济民生，积极稳妥推进改革，但“去政治化”依然任重道远。上海报业集团过去十年的改革，不妨成为香港思考如何打造中国的国际传播中心的一面镜子，既看到积极的面向，也看到不足的地方。香港要改革，媒体自然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