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大火】“法国灵魂”灼伤之后的反思

复活节前夕，全世界见证了发生在法国巴黎的惊骇一幕：著名的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de Paris）火光熊熊，浓浓的黑烟直冲上半空，其标志性的尖塔被烈火吞噬，轰然倒下。一众居民和游客默默地远眺火场，有的低头祈祷，有的焦虑紧张，有的心痛落泪，更有人慨叹：“巴黎毁容了！”这份伤痛和悲恸程度，不下于2015年底巴黎遭恐袭造成的重大伤亡。

经过一整天灭火，教堂内部祭坛尽是灰烬。幸而石制部分的建筑结构大致保存良好，宝物室亦没有受损，但顶部大面积坍塌，塔尖灰飞烟灭。这场大火烧毁的不仅仅是一座具有856年历史的重要文化遗产。纵使未曾到访过巴黎，也能轻易认出这座独特建筑，因它除了是法国的文化骄傲，也记载了人类文明一段深刻的过去，它代表着巴黎和法国，甚至影响了整个欧洲以至世界的价值观。正如法国著名记者Stéphane Bern形容：“法国民族的灵魂正在消失，巴黎之心和法国今天同受重创。”

它受损了，大家的心都痛了。

巴黎圣母院座落于塞纳河沿岸的西堤岛（Île de la Cité），是天主教巴黎总教区的主教座堂，亦是法国哥德式教堂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圣母院在1163年开始兴建，经历近两个世纪，至1345年才告竣工。其外观宏伟壮丽，诸如众多的雕像、飞扶壁、吐火兽廊和钟楼等，格外引人入胜。

圣母院位处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上，其历史价值远远超过建筑物本身。1711年，在教堂合唱团下方的地穴发现了几个方形阵，这些结构可以追溯至罗马帝国皇帝提贝里乌斯在位期间（Emperor Tiberius，公元14至37年），相信是装饰着高卢与罗马雕塑。这一发现是古代巴黎最珍贵的遗物之一，充满了宗教、社区和久远历史的痕迹，该处在1847年亦发现是一座六世纪小教堂的遗址。

自十二世纪兴建以来，圣母院便一直和法国历史紧密相连，承载着法兰西民族的历史记忆。1455年，法国民族英雄圣女贞德的平反仪式在此举行；路易十四等多位国王的加冕大典都曾在此举行；1804年，拿破仑选择在这里加冕为王，开启法兰西帝国时期；1970年，法国前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的葬礼在此举行，向这位在二战期间领导自由法国运动的人民领袖致敬。

研究早期基督教的巴黎索邦大学（Sorbonne Université）历史系教授Marie-Françoise Baslez原定于圣周（即复活节前的一周）在圣母院讲道，大火发生当日，她打开电视，正想收看总统马克龙回应“黄背心运动”的演说，却惊见教堂尖塔倒塌的一刻。她接受《香港01》访问时表示：“在知道结构得以保存之前，我感觉此一黑夜中大火的景象是一场审判和一个征兆。是毁灭性大火，还是洁净的大火？身为教徒的我当刻的错乱，感觉大于我作为一位历史学家。”

非凡教堂 安抚心灵之处

2009年，Baslez获邀到圣母院出席一场四旬期会议。她忆述，当时被圣母院的历史和杰出人物留下的痕迹所震撼，与此同时，心灵却因沐浴于管风琴的优美音乐和玫瑰窗透出的迷人光线中而获得安抚。她坦言：“不论是快乐或不快乐的日子，圣母院对我和一众巴黎人而言，都是一座非凡的教堂，那里有我们特别喜爱的礼拜仪式，同时是国家举行重大聚会的地方。这地方充满着非常特别的回忆。”

圣母院每年吸引约1,300万人次参观，它象征着巴黎的信仰，也代表着这国际大都会的悠久历史，与作为巴黎现代性、生活乐趣和文化象征的艾菲尔铁塔（Eiffel Tower）互相辉映。

法国民间流传着不少关于圣母院的传说，例如两道外门的面板上那令人印象深刻的锁和铰链装饰，相传是魔鬼的作品：一位名叫Biscornet的锁匠担心在这项重大工程中失手会毁掉名声，于是请求魔鬼帮助，方能制作出如斯鬼斧神工的杰作。

圣母院并非首次蒙难，十六世纪便在胡格诺教派（Huguenots）暴动中受到破坏；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党人将圣母院改为“理性殿堂”（Culte de la Raison），务求将代表旧制度及旧政权、长年腐败的天主教会从法兰西民族身上连根拔起，他们捣毁了大教堂，拆毁圣坛，掠夺并将建筑物外的旧约人物雕像“斩首”，又把大钟熔化铸成炮弹，令圣母院被迫在1795至1801年间关闭；1944年，圣母院更一度成为纳粹德军的轰炸目标，幸最终因执行军官违抗命令而幸免于难。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圣母院虽然遭受严重破坏，却成为国家政教分离传统的开端，也催生了法国的世俗政策（Laïcité）。自那时起，宗教逐渐从法国的政治和社会中淡出，现时圣母院除了是宗教场所，更多是一个热门的旅游景点或历史古迹，纵使大部分法国人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在法国仍有重要地位，但政治上并无角色，法国政客一般也不会以教徒身份或对宗教的虔诚作招徕。

雨果小说 添上人文色彩

圣母院之所以受世界重视，不得不提法国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他以圣母院为背景而创作的小说《钟楼驼侠》（The Hunchback of Notre Dame）于1831年出版， 令这座当时残破不堪的教堂重新得到社会重视。

《钟楼驼侠》的主角加西莫多在襁褓时便因身体畸形被父母遗弃在圣母院前，幸获副主教收留，并在日后成为敲钟人。

在雨果笔下，加西莫多和吉卜赛少女爱丝梅拉达等小说角色都被赋予鲜明的个性。加西莫多虽然天生驼背、面容丑陋，却有一颗善良的心，加上故事背景发生在圣母院，令小说带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圣母的慈爱形象互相呼应，继而流传至世界各地，圣母院亦因而重新得到法国人的重视，激发了十九世纪中的修复工程。

《钟楼驼侠》其后被拍成电影、动画及音乐剧，令巴黎圣母院成为现代西方文化的重要象征。法国历史学家Fabrice d'Almeida在大火后向法国媒体这么形容：“它是巴黎人的记忆，这艘坚如磐石的船舰建筑（意指圣母院），早已穿越历史。”

对于像Baslez等法国天主教徒来说，圣母院别具意义，除了因为各式各样的重大政治和宗教礼拜仪式会在这里举行外，也因为这里存放着相传是耶稣受难前头上所戴的荆棘冠冕。已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1980年便曾在圣母院举行盛大的祈祷晚会。

圣母院的火灾跟近年其他重大建筑物火灾有所不同，它不像2017年伦敦住宅大厦Grenfell Tower大火─暴露了当局缺乏监管和消防法规失灵的问题；也不像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国家博物馆内无数珍贵的历史和文明记录因去年一场大火而烧毁后，民众把矛头瞄准在政府修缮不足之上。圣母院大火虽然没有造成人命伤亡，却在美学、精神和象征意义层面造成巨大灾难。

作为西方文明最耀眼的瑰宝之一，圣母院不但是著名的地标建筑，更是法国历史、宗教、文化以至民族的身份象征，同时还是重要人类文明遗产。圣母院真正体现了身份是一种社会建构，它不但承载着整个国家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更成为全球拥抱相似价值观人士的身份认同。因此，圣母院身陷火海，代表着一个重要的文化象征符号遭到摧残。

如今的法国人已不常到教堂，即使大部分国民名义上是天主教徒，但该国却是欧洲“最不虔诚”的国家，巴黎的知识份子一般视宗教为过时或不开明的。即便如此，作为一座宗教建筑的圣母院，地位及意义仍然是非同凡响，不少人更形容圣母院是法国之魂（soul），那到底这“灵魂”是什么？

世俗主义下 成为身份象征

Baslez认为，文化、宗教、精神三个层面的分界模糊，所以她倾向用“身份”这词多于“灵魂”，代表的就是一个人对基督教文化的依恋。她说：“纵使基督徒数目减少，信徒逐渐放弃实践信仰，再加上教会的危机。但当这么重要的国家遗产受到毁坏，我们仍然感受深切，证明了基督教文化对建构法国社区的归属感是不可磨灭的。”

Baslez进一步指出，今次事件反映出基督教社区其实一直置身于城市的中心、国家的心脏，对那些“不知和不信”（unknowing and unbelieving）的人开放。法国的天主教徒善用世俗主义下的特定空间，于教育及社会运动等层面维持着这种模式，为信仰发声。

不少人认为，重建圣母院是法国人当前最关注的事，也成为马克龙一次团结国家、重拾民望的契机。这场火也来得很凑巧：马克龙在火灾发生当晚原定会发表回应近期“黄背心运动”的演说，但这场本旨在结束危机的政治演说，撞上一场破坏了神圣遗产的残酷灾难。Baslez对两件事件同时发生感到惊讶：“通过取消及推迟演说，这位国家元首作出长远的赌博，直觉地选择了先处理这场危机。”

她续指，法国明年将迎来新一轮选举，令人看到政局改变的曙光，有些人则对马克龙持观望态度。今次火灾所带来的一时团结，并未能够消除国家潜在的问题，国民的焦点很快便会回归到“黄背心运动”的财政诉求上。

修复背后 没东西是永恒的

火灾发生数天后，马克龙坚定地表示目标是五年内修复圣母院原貌。法国首富LVMH集团主席阿尔诺（Bernard Arnault）和欧莱雅（L'Oreal）的贝当古─梅耶尔家族（Bettencourt-Meyers）等富豪和大企业更慷慨解囊，24小时内便筹得逾七亿欧元的重建捐款。Baslez认为：“这远超于狭隘目标，就如在奥运（2024年在巴黎举行）前恢复巴黎的景观，重建是为了人类的尊严。”

在灾难发生第二日，建筑师展开一场有趣的辩论：要利用更现代的技术（如屋顶的钛金属结构）来翻新，抑或是重建出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建筑物？Baslez表示：“除了资金和保留传统石、木工艺的问题外，这几乎是一个哲学问题：我们必须复制过去吗？还是要重新建设？疤痕也有纪念意义，圣母院的石头是活的。”

的确，对不少巴黎人而言，圣母院是一个生命体。过去多个世纪，它是当地居民在远处都清晰可见的最高建筑物。上述的重建问题绝不陌生，圣母院于法国大革命期间被破坏后，到拿破仑时期才重拾其宗教用途。1844至1864年间，奉命修葺教堂的建筑师Jean-Baptiste-Antoine Lassus和Eugène Viollet-le-Duc亦面对同一道棘手难题，现今我们所见的圣母院，诸多主要元素也是出自两人之手。

归根究柢，圣母院兴建之初就缺乏完整的设计蓝图，今天的经典建筑其实是经过多个世纪、广集各个工匠与建筑师的心血而成。Eugène Viollet-le-Duc曾承认，“修复”是现代概念的产物：“修复一座建筑并非保存她、修理她或重建她；而是复原一个永远不存在于任何时间的完美状态。”

透过认识圣母院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座始建于十二世纪的建筑并没有真正完工之日。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次又一次经历破坏和风霜，却又不断的被后人重建和修复，才能成就现在这个世人向往的文化、历史和宗教殿堂的模样。

这次大火或许是很好的反思良机，提醒我们“没有东西是永恒的”。或许人类的文明本来就需要这样，不断结合新旧的木材，以饱经岁月洗礼的石头建立起来。纵使修复过程可能较官方预计漫长得多，但人们期待这座伟大的建筑再次重生时，呈现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新形象。圣母院的象征意义和价值观需要锲而不舍地维系，让世世代代奋力经营下去，活出当中永垂不朽的意义和价值。

上文节录自第159期《香港01》周报（2019年4月23日）《“法国灵魂”灼伤之后……　巴黎圣母院大火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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