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奸”与“合意性交”之间暧昧不明的界线　几个惹人反思的案例

“感谢老天出事的人是我。”艾丝美在开始上大学时带着一个明确的性计划：“我想和一大堆男生亲热，我想失去童贞，我想找到一个男友——依这个顺序进行。”该计划不包括在她大二下学期被强暴。（本文内容节录自《性公民权：“知情同意中，暧昧不明的性界线到底是谁界定的？”哥大里程碑研究，剖析性侵害与权力、阶级、空间交错的社会性因素》。）

文：珍妮佛．赫希（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科学教授）、沙姆斯．康（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与系主任）

这个夜晚开始得与很多其他夜晚无异。她和十几个朋友一起在一个大四生房间里喝了几杯。午夜左右，她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出发去市中心参加由一个学生社团主办的校外派对。有些女生没有前往；她们已经“太累太醉”。一行人中没有人清醒得注意到艾丝美也是如此……

曾主动提出回男方家做爱、说“不”后同意让男方完事……几个女生的经历（点图放大看相关内容节录）：

艾丝美跳进了第一辆出租车。她们到达后，一些人涌入夜店，她留在外面等其他人。一个男人走近她。他看起来“友善”，而且“有点可爱”。他建议她跟他回他的住处。艾丝美说不要，说自己在等朋友。他不听。他抓住她的手臂，拉着她往前走，朝他的公寓走去。艾丝美并没有做出太多抵抗。她形容自己：

和他笑在一起……因为他有点迷人，而且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这不仅仅是一次疯狂的大学冒险行径。进入他的公寓后，男子要她把手机解锁。他假装是艾丝美，给她的朋友们发了一条简讯，说自己和莫妮卡在一起。但莫妮卡事实上在宿舍里自己的床上睡昏了。

他把我推到床上，脱掉我的衣服，开始和我发生性关系。我说“嗳，停下来”，他说：“不要”，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我昏了过去，半夜醒来，吐了一堆，他给了我一个废纸篓，然后……又昏过去了。然后当我醒来时，他正在和我做爱。我当时很清醒，我说：“停下来，我感觉很不好。”

被强暴后，艾丝美无法集中注意力，成绩开始下滑。她对她的一群朋友很生气。她们不应该没有注意到她醉得有多厉害，把她独自留在夜店外面，甚至没有质疑她和莫妮卡在一起的信息（莫妮卡在当晚稍早就昏睡了）。当我们访谈她时，她已经找到一个新的“团队”。她的强暴事件强化了她一段时间以来的感受：她需要一群更能关照她的朋友。

然而，在向我们讲述她的故事时，艾丝美强调她的相对优势。“我很幸运……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但我真的很幸运。我有父母，可以回家。我银行里有钱，可以取出六十美元来实施备用计划。我可以去医疗服务中心等等。”

我觉得我的处境比其他很多人好得多……就像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现在跟我很要好的那些女孩身上——感谢老天出事的人是我，因为她们的处境会非常非常糟糕。但我可以承受。

她也对这件事发生的时间表示感激：就在春假之前。几天后，她回到家，受到家人的照顾。她可以和妈妈谈这次性侵害；她们以前讨论过性行为和饮酒的问题。谈这个并不容易，但艾丝美知道妈妈会支持她。“除了告诉妈妈的时候，我没有为这件事哭过。我去找了辅导员一段时间，但我却对她说：‘这太荒谬了，我十之八九是在浪费你的时间，真有问题需要人开解的轮不到我。’”

当你要求学生描述“典型的”性侵害事件时，他们想像得到的通常就是像艾丝美这样的故事。在校园内的焦点团体讨论、访谈和随意谈话中，有个常见的原型：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家伙潜伏在酒吧里或酒吧附近，然后是一名年轻女子在被强暴后醒来，在陌生的空间里昏昏沉沉，浑身发抖。但即使在符合这种原型的叙述中，重要的部分也被遗漏了。艾丝美的重点是她的朋友。在她看来，是她对她们的忠诚启动了整起事件：强暴她的男人就是在她独自在夜店外面等待其他人时接近她的。她想不通为什么与她共乘第一辆出租车的朋友没有人在她等待时陪伴她。当她讲述事件的后果、她的韧性、她的相对优势和她寻找新朋友的决定时，我们看到她的社交群体如何锚定她的故事。有时情况恰恰相反：社交孤立也会产生脆弱性。

在本章中，我们使用性计划、性公民和性地理的概念来考察形形色色的性侵害。我们的重点不是论证，而是勾勒构成“性侵害”范畴的各种不同经验的范围，以证明这些经验多么多样化（性侵害如此难以对治的原因在此），并且展示我们的框架的实用性。在随后的各章中，我们将更有系统地进行论证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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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代名词“他们”自称的卢佩是家族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向大学的过渡并不容易。他在一间“白人机构”的经验与他在自己的拉丁裔社群的经验大不相同，前者的很多社交生活都是围绕着饮酒进行，而卢佩觉得自己在这种环境里不受欢迎。在接受访谈时，卢佩谈到，大一结束时的一个星期四晚上，他独自去校外的一间夜店，渴望摆脱校园里相对较小的酷儿圈的各种八卦和摆脱学生活动必播放的“糟糕白人音乐”。卢佩要离开他不觉得太像家的校园，去与对他来说重要的事情重新连结，好重新充电。

卢佩不与顺性别男发生性关系（顺性别指性别认同与其出生时被认定的性别相符的人），并自称不具有传统吸引力。因此，当一个男人侧身走过来要请他喝一杯时，他有点吃惊。卢佩表示不要。不管怎样，那男人还是给他买了酒，让卢佩有免费酒可喝。在纽约，一杯酒的收费就可能占去卢佩每月开支的十分之一。如果酒吧的酒不是那么贵，如果钱不是那么稀缺，或者校园里有更多人喜欢巴恰塔音乐（bachata）的话，卢佩可能不会接受那男人的请客。但似乎没有人晓得卢佩喜欢的这种多明尼加音乐风格——它有助于让卢佩与自己的过去和认同连结起来，尽管这会让事情变得复杂。所以卢佩才会来到这间夜店，希望听些好音乐，忘掉不愉快。

喝完那杯酒后不久，他就开始感到困倦和头晕，乃至于在离开夜店时，不确定有没有办法自行搭地铁回家。陌生男子主动为他叫一辆出租车。此后发生的事卢佩只记得一些片段。他记得自己几乎是被擡出出租车和被擡入一栋大楼。他也记得对方对自己使用了强制力。隔天早上醒来。

我吓坏了，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哪里，甚至不知道我是怎样去到那里的……我一点都不喜欢眼前的景象。

他赶紧寻找手机和衣服，生怕“如果我不赶快离开，可能会受到更多伤害……因为在我看来，男人不只喜欢侵犯你，他们还极有可能杀了你，你知道吗？”。

卢佩和艾丝美的故事都是以一间校外酒吧为背景，也有着性侵害研究人员所说的“犯罪手法”（method of perpetration）——利用对方的醉酒状态并加以身体压制。在其他“酒吧里遇见陌生人”的故事中，转折点不是被摇晃欲倒地拖进出租车，而是改变主意但不被理会。

智英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个有自信的效能动主体（sexual agent）。她自豪地回忆，有一次，她和一个男生一起吃薄饼时，问对方是否愿意带她回自己的房间做爱。两年前的夏天，在巴黎，她赤裸裸地与一个男人在床上亲热，然后她坐起来，告诉他她累了，便穿上衣服回家。“他是个流口水的接吻者。”她说。她决定她宁可补眠去。但智英的果断和她对自己的性计划的清晰掌握（这计划以累积有趣的性经验为目的）并没能保护她，让她免于受到一次落在“强暴和性爱之间非常细微的界限”另一边的遭遇。

一天晚上，她喝得酩酊大醉，在酒吧里接近一名男子。没有聊太多之后，她建议他们回到他的住处。两人上了床，但这性交让她不舒服，她希望他停止。她试图传达这一点，但“他没有回应”。回想起这个夜晚时，智英做了许多被性侵者都会做的事情：责怪自己。“仅仅因为你想要做爱就去接近一个人是错的。”她说。她推断，一旦两人开始发生性行为，就几乎不可能停下来，所以她唯一能做的只是“尽快让事情结束并尽快离开”。

艾丝美和卢佩的故事涉及肢体的强制力、抵抗和时醉时醒的意识。据智英自己的说法，她“试图”传达她想停止性交的想法。她的性伴侣没有使用强制力，但“没有回应”。这些故事的差异很重要。想要让女性和酷儿群体被视为积极的效能动主体而不是需要保护的无助生物，需要打造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每个人都明白，即使有人和你从酒吧回家，又即使你已经把阴茎插入他们体内，他们仍然有权改变主意。卢佩的故事预示了我们将会在后面阐述的更广泛的防治愿景。卢佩本来应该可以安全地坐在酒吧里听巴恰塔音乐的，但如果校园里有一个他可以自娱和感到自在的空间，他就不会在孤单中凄凄惶惶，舍近而求远。解决性侵害问题需要谈论的不仅仅是人们如何发生性行为。卢佩的故事还有本章稍后介绍的提姆的故事，都让人注意到孤单、悲伤和其他方面的心理健康问题是有可能带来各式各样的风险，包括被性侵害的风险。

她说：

不，不要。

他回说：

没关系的。

想像一幅这样的兄弟会光景：地板上黏满啤酒，灯光昏暗，音乐太大声而无法说话。两个人喝了数量惊人的酒，性侵害发生在同一栋建筑物内，男生在众目睽睽下将女生拉、抱或哄上楼，许多本来可以介入的旁观者视若无睹。露西的故事有着一种典型情况的各种元素：大量喝酒、希腊式生活、刚上大学的女学生，以及较年长和有社交权势的男生。在泰国一所非常封闭的菁英寄宿学校学习多年后，露西展开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新生活，渴望失去童贞、参加派对和广受欢迎。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她和另一位大一新生南希一起去了当地的一间酒吧。她们的假身份证制作得不是特别好，但保镳不在乎。当地的酒吧知道男性是他们最大的消费群，而吸引男性上门并让他们买酒的最佳方法就是确保酒吧里也有很多女性。

在酒吧里，她们遇到了两个大四学生。南希和其中一个跳舞，另一个叫史考特的给露西买了一杯酒。过了一会儿，史考特邀请她去他的兄弟会会所。她很兴奋。这就是上大学的意义所在。在温暖的初秋夜晚，他们跌跌撞撞地走过繁忙的大道，然后左转进入兄弟会所在那条街。他们在街道南侧的兄弟会联排别墅外停留了一会儿。史考特找不到钥匙。他们在人行道上亲热，等待史考特的一个兄弟让他们进去。露西的电话响了又响。她最后终于接起来。南希要来找她。露西说服史考特等一下。南希一到，三人就爬上台阶，穿过有着雕刻和覆盖着几十年斑驳油漆的入口。史考特带露西走上一道楼梯，南希紧随其后。露西一度在楼梯上停下来与她认识的人聊天：在校园待了几天就有了一张熟悉面孔让她感到兴奋。就好像她的大学计划真的实现了。史考特似乎对所有这些打岔感到恼火，但露西不在乎。当他们坐在二楼的共享空间时，史考特为两个女生都调了酒。南希还没碰酒杯就醉倒在沙发上。史考特问露西是否想看看他的房间。她说想。她知道这意谓着什么。他们又上了一层楼。他关上门，他们又开始亲热。他把她按倒在床上，开始解开她的裤子扣子。“不，不要。”她说。他回道：“没关系的。”他们继续亲热，他脱掉了她的裤子和内裤并插入了她。露西记得自己再次说不要。他没理会。她以前从未碰过这种情况。她喝醉了。她试图阻止史考特，但他不为所动。露西最后放弃挣扎，让史考特把事情做完。

他们不知不觉睡着了。当他们被大声的敲门声吵醒时，时间已经很晚了，但还没到早上。兄弟会会所里仍然有很多人。南希醒了，想起了露西，就去找她。仍然醉醺醺的露西赶快穿上衣服。当她站起来时，史考特注意到床单上有血迹。他一脸担忧地问露西这是不是她的第一次。确实如此，但露西否认了。当露西和南希一起走进大厅时，她看到史考特把一个著名姊妹会的受欢迎成员拉到一边。露西听不到他对她窃窃私语些什么，但那个她不记得名字的女孩主动提出送她回宿舍。在我们访谈已经念大四的露西时，她还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这件事。至少是没有说出事情的全部；在她事后向朋友的描述中，她形容那只是一个疯狂的夜晚，而且是双方同意的。她告诉我们，在几年后的现在，如果她公开改变自己的故事，会觉得很奇怪。她责怪自己，至少是部分地责怪——怪自己不应该喝得那么醉，怪自己为什么不提前告诉史考特她是处女。这样的话，他可能就不会那么傲慢地认为“没关系的”了。但她坚称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是不对的。在我们听来，她是将史考特的行为描述为对她的掠食。后来她听说史考特也对其他女生做了同样的事。

“陌生人强暴”（stranger rape）的事件，就像发生在艾丝美、卢佩或智英身上的那样，在大众的印象中情况严重。露西在兄弟会所遇到的强暴也是如此（她那天晚上才刚认识史考特，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但“非陌生人”一样会做出性侵害的事。“性健康倡议”的调查结果显示出跟数十年来校园性侵害研究一样的情况：有很大比例的性侵害是由熟人、朋友或亲密伴侣做的。两个人不仅仅是互相认识，而且之前通常有过一些性接触。这是让性侵害案例变得更加复杂的部分原因。

随着“#MeToo”运动的受到触目，有人担心它会宣扬这样一种观点：女性需要男性保护。这与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认为女性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只要她们生活在能够让她们这样做的环境中。我们的愿景是创建一个每个人（不仅是女性，还包括男性和性别酷儿（genderqueer））都受到更多保护的社会；这包括保护那些可能犯下性侵害的人，让他们不会这样做。我们相信，理解性侵者做为人的一面很重要；正如我们将会在第六章展示的那样，许多犯下性侵害的人都认为他们不过是在做爱，而且会对自己所做的事被别人视为是性侵害感到震惊。

智英和露西的故事显示，在某些情况下，问题在于年轻女性的伴侣将效能动性（sexual agency）与同意混为一谈。这些女性想要获得某种形式的性接触，只不过不是她们最后得到的那种。对此，她们的性伴侣要不是盲目就是矛盾的或是怀有敌意的。我们听过一些女性发起事态超过她们所愿的性接触的故事。她们常常极为自责，想尽办法要调和自己在性接触中扮演的主动角色与她们所经历的非合意性行为。有些学生之所以不愿意将一次性接触定调为性侵害，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可能会动摇他们做为一个果断、自在和性观念现代的人的自我认知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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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性公民权：“知情同意中，暧昧不明的性界线到底是谁界定的？”哥大里程碑研究，剖析性侵害与权力、阶级、空间交错的社会性因素

作者简介：珍妮佛．赫希（Jennifer S. Hirsch，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科学教授，“促进转变的性健康倡议”（Sexual Health Initiative to Foster Transformation, SHIFT）民族志团队共同主持人）

沙姆斯．康（Shamus Khan，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与系主任，“促进转变的性健康倡议”民族志团队共同主持人）

译者：梁永安（台湾大学哲学硕士，专职译者。译有《爱的艺术》、《存在的艺术》、《聆听的艺术》、《人类破坏性的剖析》、《Rewire——神经可塑性》等书。）

【本文获“麦田出版”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