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大辩论

今年《财政预算案》没有多少能力“派糖”，更遑论再发放消费券，舆论焦点只好回到公共财政之上。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公开表示忧虑“债冚债”，引得现任陈茂波隔空反驳，市民正好“食花生”。

与此同时，另一位前司长唐英年又再次透过舆论向政府施压，希望可以出售西九文化区的土地。他为此搬出自己曾做生意及做过财政司司长的经验，又表示只要切豆腐般卖地就能够解决财困，同时不会推倒楼市。

三任财政司司长，分别来自商界、政务官及会计界。唐英年在2003年接替辞职的梁锦松上场，到2007年他升任政务司司长，交由曾俊华接棒，再到2017年曾俊华辞职参选特首，陈茂波自此在任。三个人加起来，主宰了香港公共财政已经21年。

唐英年接任的时候，香港刚从“沙士”谷底反弹，就连梁锦松的开源节流计划，唐英年亦有空间调整。他信奉自由市场、市场经济，推进前任提出的政府资产私有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切豆腐的先驱。但卖政府资产的结果是什么呢？政府或许一时间多了收入，但成本转嫁到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开支上。

社会对唐英年任内最记得之政策，或许为其2006年取消遗产税及2007年大减红酒税。他的道理很简单，就是透过优待有钱人，以吸引资金来港、留港。有人美其名为滴漏经济学，实际上只是向资本阶级倾斜，没有令社会公平受惠。

当然，唐英年不是没有建树。他当年推出的自订车牌号码计划堪称德政，既没有损害基层利益，同时亦能为库房进帐每年几千万元。直到上个月，一个“D”字车牌仍能以2020万拍卖成交。比起切豆腐，这个政策更加“长做长有”。这种可持续的发展思维，不是也应该用在西九文化区的管理之上吗？

依赖卖地似乎是财政司司长的习惯。曾俊华在任接近十年，政府收入结构却没有任何改革，地价收入却反复上升。在2016至17年度，卖地收入已经突破千亿，一年后更冲上1600亿历史高峰，超出当年的工程开支接近一倍。这当然与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关，但政府改革市场、建屋造地的力度亦脱不了关系。

回看曾俊华上任第一份《财政预算案》，土地征用预算开支只得21亿，房屋工程432亿。到他任内最后一份预算案，土地征用预算27亿，房屋工程907亿。而房委会公屋落成量在2008年高见19050伙之后，主要都是在1.5万伙以下，远低于每年所需的2万伙供应。经济向好、热钱泛滥之时派糖、派钱可以赢得一时掌握，香港却错失了改革财政和经济结构的时机。

陈茂波接任头两、三年可谓蜜月期，2017至19年的卖地收入都破千亿，基本工程储备基金甚至可以向政府回拨多达800亿元作财政收入。现在回看，所有人都会同意这种方式并不可靠。卖地收入在2022至23年度回落至700亿，再在2023至24年度跌至194亿的低位，预计来年亦只得330亿收入。

基本工程储备基金虽然仍有900多亿结余，但来年度的土地征用预计开支逾200亿，加上债券还款及利息的300多亿开支，司长决定发债以应付中短期基建需要无可厚非。时值市场低迷、经济不景，陈茂波亦没有政治空间扩阔税基。增加商业登记费、恢复征收酒店房租税对库房影响九牛一毛，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的上调只针对超过500万的入息部分增收1个百分点，预计每年收入只增加9亿。陷在进退维谷的境况，在任超过7年的他亦责无旁贷。

一场财政大辩论并不是为了“食花生”，而是香港早就需要改革公共财政及经济模式。社会只望现在来得不会太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