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最低工资的迷思　诺贝尔经济学奖对香港的启示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周一（11日）公布结果，由美国籍的卡德（David Card）、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和因本斯（Guido Imbens）分享殊荣。卡德以“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贡献”得奖，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则因“在分析因果关系的方法论作出贡献”得奖。对香港社会来说，三人夺奖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正视最低工资的好处，不要因想当然的托辞而却步。

三人的共同之处是驱动经济研究前进，由只断定因素之间的相关程度，踏进判断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一般来说，要断定因果关系，理想做法是进行抽样对照实验，从中排除其他干扰结果的元素。但三人的研究项目是关于最低工资、学校教育和移民，这些项目不能如物理或化学实验般在实验室进行。他们不仅成功从现实生活中区分受措施影响和不受措施影响的群组研究数据作分析，结论更挑战了当时主流判断，其具体政策和研究方法论的贡献影响至今。

“自然研究”创先河

卡德获奖的研究来自1990年代初的美国的最低工资研究。在此之前，大部分经济学者认为最低工资减少就业机会和增加失业率，但卡德和伙伴趁1992年新泽西州提升最低工资而邻近的宾州不变，开展了自然实验，对象是快餐店的基层员工。二人认为没有其他原因导致两州就业趋势的分别，因此认为新泽西州就业人数增减，必然来自提升最低工资。结果发现，就业人数没有减少。此研究挑战了当时的想法，而且引来后续研究，包括为何最低工资没有负面效应。

卡德其他关于美国移民的研究亦发现，新移民甚至可以让本地人收入增加，但对于较早移民当地的人可能承受负面影响。至于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的研究探讨了教育和收入的关系，透过现实情境研究，他们证实了额外一年的教育可以提升收入9%。

最低工资影响不必然损害社会

今次经济学奖的颁发重点是在于方法学上的创先河，启发了后来社会科学的自然实验设计，而且不但对学术圈，香港社会也有得着。

在最低工资范畴，正如芝加哥大学向卡特道贺的文章所言，他和伙伴的研究对劳动经济学有巨大影响，经济学家重新考虑最低工资的社会价值，以及提高工资和失业率的关系。回想近廿年前香港商讨最低工资立法的时候，不少反对者会以扭曲自由市场来否定最低工资，政府官员更曾批评最低工资“削弱劳动人口对改善和提升工作质素的积极性”，导致拖拉多年才终于能立法。到了现在，最低工资委员会仍有委员对最低工资抱持负面意见，声称调升法定最低工资水会令更多低薪职位流失。如果他们阅读过卡特的研究，或许就会有另一番看法。

对更广阔的政策辩论方面，三人的研究挑战了当时的主流想法，正正提醒各界应该先放下固有思想，不要以为未经验证的想法一定正确，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全民退休保障。上届政府委托社会政策学者周永新研究退休保障，周永新与团队制订了老年金方案，由政府注资、雇主雇员共同承担，全港长者受惠而方案可长远持续。然而政府一口反对，浪费了学者心机，迄今只以公帑应付人口老化产生的开支，一样削弱财政根基。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文件提到，三位得主“革新了经济科学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方法更获其他社会科学跟从，探究能力亦推动了经济和社会政策。在香港，政府也声言要推动实证为本的政策研究，但实情是否如此，社会不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