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该推动扶贫委员会早日功成身退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周二（9日）主持第四届扶贫委员会会议，会上通过改良基金医疗援助项目的经济审查机制，以及增加“非公屋、非综援的低收入住户一次过生活津贴”项目的拨款。然而扶贫委员会于2012年成立以来，本港贫穷人口不升反跌，已证明当局的临时援助计划成效有限，难以改变贫穷户的处境。政府除了要反思扶贫政策的切入点，长远亦要增拨资源，压低市民在房屋、医疗、养老等范畴的生活开支。

张建宗周二以视像形式召开本届扶贫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跟进特首林郑月娥去年在《施政报告》提出的扶贫措施，并在会上通过两项建议。委员会同意改良基金医疗援助项目的经济审查机制，包括修订持续申请个案每年可动用财务资源的计算方法、就所有药物资助申请增加认可扣减项目，以及将首次申请的经济审查有效期由12个月延长至18个月。

此外，委员会亦同意增拨5.7亿元，投放至“非公屋、非综援的低收入住户一次过生活津贴”，以应对申领住户大幅超出预算，同时亦降低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工时要求，以及限时放宽短期食物援助服务计划的资产限额。

M型社会必须扭转

在经济环境恶化、失业率仍然高企下，虽然政府放宽援助项目的门槛可使更多人受惠，但这类临时措施的扶贫成效终归有限。自2013年政府首次订立官方贫穷线后，本港的贫穷人口数字仍是长年高踞不下。2012年政策介入前本港贫穷人口为131万，惟这9年间的数字仍徘徊在131万至140万人左右，期间只有一年录得回落。更甚是，据去年公布的《2019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下称《报告》），本港在疫情爆发前的贫穷人口升至149万人，贫穷率为21.4%，两者皆创下2009年后的新高。即使政府以疫情、反修例运动、中美贸易战等原因来解释数字攀升，贫穷人口的基数甚高也是不争事实。

尽管政府现有综援、长者生活津贴、关爱共享计划等不少扶贫措施，但措施多属临时性质，长远未必能使受众真正脱贫。例如《报告》统计，低津和职津项目虽在2019年使4.76万人脱贫，略多于前一年的4.24万人，但对整体贫穷率的减幅则维持于0.6%，而长者生活津贴和综援的贫穷率减幅则为2.2%。纵然政府强调政策介入已经令贫穷率下跌，但这些措施毕竟只能助基层一解燃眉之急，若然计划终结他们的处境亦会打回原型。再者，撇除伴随疫情而来的经济冲击，本港贫穷人口数字长年未见回落，足够反映各项措施只能避免贫穷户的处境变得更糟，而非彻底改善其生活环境。

扶贫委员会自2012年重新设立以来，多数推出津贴型别的措施，短期而言虽然有存续需要，但长远而言根本无助减少贫穷。就以12万户住在木屋、寮屋和天台构筑物的市民为例，在本港畸型地产市道下，他们不仅要以高昂租金来换取难以忍受的暂住居所，其住屋开支占比过高，同时亦使本可用于医疗、膳食、子女教育的开支大减，无法将资源投资未来，突破社会层级向上流动。从过往十年的扶贫成效可见，不论是恒常现金项目或非恒常现金政策，两者充其量只能避免贫穷问题恶化。扶贫政策的终极方向应该是扭转“M型社会”为目标，帮助更多市民的收入重返贫穷线以上，并以普遍社会保障体系为目标，让民众在医疗、食物、房屋等范畴上有基本保障。政府应该制订具体目标，实现经济及社会结构的改革，让扶贫委员会早日功成身退。